山西焦煤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受表彰

注释： ①《庄子·人间世》。

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与西方列强抗衡，主动或被动接受了西方转嫁的生态方面的阵痛。个人愈加自私自利，缺乏奉献精神，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严重。

[32] （美）小约翰•B.科布著。《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对近代科学背后的科学唯物论的宇宙观进行了批判，企图在欧洲的科学史中寻找自己新宇宙观的先驱思想。[3] 从《东方之子》说起，汤一介：《汤一介集》第9卷《深夜一盏灯：散文和随笔》，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4] （美）小约翰•B.科布著。而语言当中普遍存在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低、上与下、前与后等等二分判断。[23] 三、过程神学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者对其思潮的追溯，认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是第一时期，是其哲学源头，霍桑（Charles Hartshorne，1897-2000）及芝加哥学派是第二时期的发展，科布与格里芬则是第三时期的发展。

因此，后现代社会必须是在保留现代性社会中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积极的因素，这样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体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的意义才得以充分显现。[22]汤先生也指出怀特海的思想与《易经》的思想具有相似性，汤先生还指出：根据怀德海的哲学，他们就提出一套宇宙观，叫做‘整体有机的宇宙观，这和《易经》的思想有相同的地方。在义理的层面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系之辞，都是对同一易道的文字言说。

譬如已有左翼，而增其右翼。然而，从经学史的角度审视，这种异乎寻常的象辞理论此后引发的巨大争议同样不足为奇。其三便是假借与通假的定义混淆不清……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引郑玄云：‘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也就是说，那些在《周易》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字词与其通假字或近义词之间结成的同辞关系应与重出《易》辞等量齐观。

或章此翼以见彼翼，或反彼翼以见此翼。既然圣人观象系辞采取了参伍错综的方式，注释经传也必须遵循参伍求通的原则： 夫学《易》者，亦求通其辞而已矣。

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十五字，何以一气贯注？须字字承接讲明，此纵之能通也。不过，只要能在非重出《易》辞与重出字词之间建立联系，就能立刻化解其理论紧张。所以，解《易》还是应当采取基于文本语句的逐一疏解进而阐发思想主旨的研究路数——这显然是义理派的立场。可是，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同见于《小畜》《小过》等异象同辞的实例，却明显与象数派同辞必同象、异象必异辞的信念发生冲突。

惟于辞之同处思而贯之，当得其解。圣人精心构设同辞标记，一则提示出系有同辞的若干《易》卦可由卦爻运行相连一体，再则令后学从中悟得每一字词的象数内涵。那么，《易》辞重出何以会成为一个易学问题？它是否基于某种理论前提？显然，同辞现象并不足以激起义理派学者的好奇心，因为他们始终追求的是贯通全《易》的理一，而非条目细节的分殊。有孚便与全经诸有孚一气相贯，盈字便与全经盈字一气相贯，缶字便与全经缶字一气相贯，终字、来字、有他字便与全经终字、来字、有他字一气相贯，此参伍错综之无不通也……余求之十余年，既参伍错综以求其通，而撰《通释》，又纵之横之以求其通，而撰《章句》。

读《易》者，当如学算者之求其法于甲乙丙丁，学琴者之写其音于勹乚艹。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19年第2期 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进入专题： 周易 焦循 易学 。

况且由于其假借说，服务于其所炮制的易学体系，有时又置假借于不顾。二者的显著不同，仅在于汉人并没有区别对待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这类在两卦中重复出现的整句《易》辞。

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义存乎甲乙丙丁等字之中，而甲乙丙丁等字则无义理可说。这种用重复词句提示象数运行的方法，被焦循称为参伍错综、触类引申。焦循强调，解《易》应该是对本义的如实还原。焦氏《易学三书》，被称为‘石破天惊之作，而其实割裂文义、支离破碎，不可卒读。通假则是书写过程中的偶然权宜。

夫文王之所指，即伏羲之所指，文王之所告，即伏羲之所告。也就是说，无论思想实质还是表达形式，孔子之传均无异于文王之经。

而焦循之所以舍去诸家单提《韩诗外传》，明显是对当时乾嘉朴学复汉倾向的刻意迎合。在《易通释》中，类似卦例可谓俯拾皆是。

至于训诂假借，虽未被汉儒明确界定为圣人系辞的述言方式，但在其判定字词单元之取象的过程中实有涉及。高亨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焦循《易学三书》素称绝作，而最为荒滥。

从经学史的角度审视，《周易》象辞严格对应本是象数注经派学者认定的确凿无疑、不言自明的前提。焦循认为，伏羲的全部思想皆承载于旁通、时行、相错等卦爻运行规则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无论《韩诗外传》的作者，还是荀爽、王弼，抑或清代学人，从未将声训和义训视为圣人作《易》的表达方式。显然，这种批评隐含着如下前提：经传字词并未有意使用训诂假借，象数也绝不是《易》辞背后的真正涵义。

因此，解读经传当以圣人设置的同辞标记为枢纽，无需理会其表层文意。潘雨廷先生将焦氏此举称为扫辞，可谓极具慧见：焦氏之书……是犹发展王弼之扫象而扫辞。

其中，前三步称为参伍求通，它是《易通释》的核心任务。刚柔者，爻也……所之者，初之四、二之五、上之三也……当时旁通行动之法，必口授指示，而所以通德类情者，乃人人易知。

及至孔子，才有韦编三绝之事：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非不能解也。伏羲以手指之，文王以辞指之。

分而观之，单个字词皆处在由音、形、义结成的同辞关系中。正是这一冲突，激发了焦葱对象辞关系的重新思考。由此可见，文意解释乃是破通假的起点和归宿，声音只是其技术标准。倘若脱离《易》象空谈《易》辞，就像妄图从几何和琴谱符号本身的涵义中求得算数和琴音一样。

所幸文王独得其间，于是观象系辞以明卦爻动变。于此言‘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于彼亦言‘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即犹甲乙丙丁等字之指识其比例也。

彖、象之辞，含而未明，则补其所未言，以申其所已言。盖‘天子圣哲四字自成文理，实平上去入之假借。

失道后未能变通，复以初四从之成《需》《明夷》，则《大过》上体兑羊消失，故《困》六三《小象》曰不祥也。夫孔子之传，所谓翼也、赞也，文在于此而意通乎彼。